在地方申報財政部第二批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示范項目的評審中，最終206個PPP項目入選。

　　參與此次評審的專家、濟邦咨詢總經理張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自己所在的交通組中，地方申報的PPP項目（約157個）近1/3在第一階段的定性評審中出局。其間和其他組交流，包括和財政部PPP中心的人合計下來，（地方申報的所有項目）總體上也差不多這個淘汰比例。

　　經記者多方了解，地方上報的PPP項目被歸為水務、交通、市政和社會四大類，對應成立四個專家評審組，每組5名專家，評審時間為5天。評審分為兩關，第一關是定性評審，共三部分內容8條細則，只要有1項不符合要求即遭淘汰。通過第一關定性評審后，進入第二關定量評審，評審八大指標總計100分，分數高的PPP項目基本入選。

　　實施機構主體不合規

　　張燎發現，在定性評審中“倒下”的PPP示范申報項目，重要原因是項目確定的實施機構主體不符合規范。

　　張燎表示，PPP項目實施機構主體不合規體現在對兩條原則的把握上。第一，國有企業和融資平臺公司作為政府方簽署PPP項目合同是不合規范要求的；第二，未按國辦發42號文要求剝離政府性債務，并承諾不再承擔融資平臺職能的本地融資平臺公司作為社會資本方，也不符合規范。

　　張燎稱，財政部113號文（PPP操作指南通知）第十條規定：“政府或其指定的有關職能部門或事業單位可作為項目實施機構，負責項目準備、采購、監管和移交等工作。”但是，相當一部分申報項目，將國有平臺公司或其他國有企業，定位為項目實施機構，這是完全錯誤的一種項目結構設計。

　　另一位市政組項目的評審專家也表示，評審過程中，不少項目實施方案中載明由融資平臺作為政府方代表與中選社會資本簽訂PPP項目合同，對此，專家組一致以政府主體不合規對項目予以了否決。

　　張燎表示，實施機構是在PPP項目中代表政府方的主體，是公權力的代表，應該由具有公權力代表資格的政府機構出任。但是，由于一些地方長期以來形成的政企不分，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邊界模糊問題，使得大量基建項目的前期工作由國有企業承擔和完成。當項目運作方式轉換成PPP時，地方政府仍然習慣性認為，下屬部門及國有企業應按“誰家孩子誰抱”的原則，把PPP項目簡單視為分配任務，交由原先負責項目前期工作的國有企業繼續負責，后者自然“被動”成為實施機構。

　　張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合規范的國企或平臺公司作為實施機構，或作為PPP合同政府簽約方會，不利于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

　　他接著分析說，首先，不合規范的國企或融資平臺公司不是政府性部門及事業單位，國企不具備相應法定職權，協調履行合同義務能力不足；其次，若國企和融資平臺公司成為合同簽約方，PPP合同性質更容易看成企業之間的契約，而不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民商事）契約，這使得政府更容易置身事外，不利于保障社會資本權益；最后，國企作為公司法下的經濟實體，可能因經營不善、重組甚至其他改革改制，導致主體職能變化，履約能力下降甚至注銷。在長達幾十年的PPP合同期內可能性不能低估，對社會資本不公不利，對合同履行穩定性不利。

　　PPP項目合規其他“紅線”

　　一些融資平臺公司被選中為PPP項目社會資本方，但沒有聲明對之前舉借的政府性債務作出妥善處置，并未公告剝離融資職能的，也遭專家組淘汰。

　　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的通知》中即明確，針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對已經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市場化運營的，在其承擔的地方政府債務已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得到妥善處置并明確公告今后不再承擔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職能的前提下，可作為社會資本參與當地PPP項目，通過與政府簽訂合同方式，明確責權利關系。

　　倒在“第一關”定性評審還有些變相融資的PPP項目。

　　張燎稱，雖然財政部57號文（財政部關于進一步做好PPP項目示范工作的通知）明令禁止將變相融資包裝為PPP項目，還是遺憾地從第二批申報項目材料中發現多起名為PPP，實質是固定回報、明股實債的變相融資。

　　不過，他發現地方政府變“聰明”了，即便地方想通過PPP變相融資，在實施方案等書面材料上包裝更加隱蔽，識別難度更大了。

　　張燎建議，單靠項目入選評審這一道關篩選判斷還不夠，今后應結合建立動態跟蹤檢查機制，對PPP全過程進行監管，讓“假、偽”PPP無處遁形。

　　另外，“第一關”定性評審還有幾條“紅線”：比如，在項目適用領域方面，不屬于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領域的PPP項目被淘汰；在運作方式方面，采用建設-移交（BT）方式實施的PPP項目被淘汰。另外，合作期限低于10年的PPP項目會被拒絕。這些“紅線”也早已在財政部相應法規中有明確規定。